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，这句源自《礼记·中庸》的古训，精准勾勒出权力主体与政策执行之间的紧密关联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无数政令的兴衰更迭都印证着这一规律——一项政策的推行力度、存续时长，往往与推动它的执政者息息相关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“人存政举”早已超越了简单的“人治”范畴，演变为制度设计、权力运行与人心向背的复杂博弈。深入解读这一概念，不仅能让我们读懂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，更能为当下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建设提供重要启示。
一、历史镜鉴：人存政举的兴衰轮回与制度短板
回望历史长河，“人存政举”的案例俯拾皆是，其中既有励精图治的短暂辉煌，也有因执政者更迭导致政策中断的遗憾，这些案例背后，暴露的是古代“人治”模式下制度建设的先天短板。
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，是“人存政举”最典型的例证之一。秦孝公在位期间，全力支持商鞅推行变法，废除世卿世禄制、实行军功爵制、奖励耕织、推行郡县制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让秦国迅速崛起，国力大增，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此时的变法，完全依托秦孝公的绝对权威推行，无论是贵族的反对还是民间的质疑，都能凭借君主的权力强行压制。但秦孝公去世后，商鞅失去了最核心的支撑，被守旧贵族诬陷谋反，最终惨遭车裂之刑。尽管商鞅变法的部分成果（如郡县制）因符合秦国发展需求得以保留，但诸多激进措施被大幅调整，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的悲剧已然上演。
类似的案例还有北宋的王安石变法。宋神宗时期，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全力支持王安石推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保甲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能够顶住保守派的压力，推动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。但宋神宗去世后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台，立即废除了王安石的大部分变法措施，变法运动戛然而止，北宋的革新之路就此中断。这些历史案例表明，在缺乏完善制度保障的“人治”时代，政策的存续完全依赖于核心执政者的意志与权威，一旦执政者更迭，政策便极易因利益集团的反对、理念的冲突而夭折，难以形成长效发展的动力。
除了改革运动，古代的仁政措施也多受“人存政举”的影响。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推行“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”的政策，依托两位君主的贤明治理，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局面；但到了汉武帝后期，因常年征战、大兴土木，前期的仁政措施被弃用，社会矛盾逐渐激化。这种政策的摇摆不定，根源就在于古代社会缺乏将良性政策固化为制度的机制，政策的延续性完全取决于执政者的个人素养与治理理念。
二、现实观照：人存政举的现代演绎与制度完善
进入现代社会，随着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推进，“人治”模式逐渐被“法治”模式取代，但“人存政举”的影子并未完全消失，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在社会治理、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。与古代不同的是，现代社会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，正在不断弱化“人”的主导作用，强化政策的长效性与稳定性。
在地方治理领域，“一把手”的治理理念对地方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“人存政举”的痕迹。有些地方在新任领导上任后，会根据自身的治理思路调整地方发展规划，导致部分长期项目中途夭折，资源浪费严重。比如某城市曾计划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，但新任领导上台后，将发展重点转向文旅产业，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被搁置，前期投入的资源难以收回。这种因领导更迭导致的政策摇摆，不仅影响了地方发展的连续性，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。
但与此同时，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正在不断破解这一难题。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、完善的监督体系、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，能够有效约束执政者的个人意志，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。例如，我国推行的“五年规划”制度，通过广泛调研、科学论证、民主决策，明确了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，即使领导班子更迭，“五年规划”的核心目标与主要任务也能持续推进，确保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。此外，我国不断完善法治建设，将诸多重要政策通过法律形式固化下来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，让政策的推行不再依赖于个人意志，而是具备了法律的强制约束力，从根本上降低了“人存政举”带来的政策摇摆风险。
在企业管理领域，“人存政举”的现象也同样存在。许多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依赖创始人或核心管理者的理念，当核心管理者离职或更换时，企业的发展战略往往会随之调整，甚至出现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局面。但优秀的现代企业会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、明确的战略规划体系、规范的决策流程，弱化核心管理者个人意志对企业发展的影响。例如，华为通过建立“以客户为中心、以奋斗者为本”的核心价值观，将企业的发展理念固化为制度与文化，即使核心管理层出现变动，企业的发展方向与核心战略也能保持稳定，确保了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。
三、辩证思考：正视人的价值，强化制度保障
解读“人存政举”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“人”的作用，也不能忽视“制度”的重要性，而应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——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政策推行的重要动力，完善的制度是政策长效的根本保障。
一方面，我们必须正视人的价值。无论是古代的贤明君主，还是现代的优秀领导者，其坚定的意志、科学的理念、强大的执行力，都是推动政策落地、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在历史的关键节点，往往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挺身而出，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，推行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策。例如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，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，推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，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，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。如果没有这样具备远见卓识的领导者，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能会更加艰难。因此，“人存政举”并非完全是负面的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强化制度保障，避免“人存政举”带来的政策摇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单一依靠个人意志推动政策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求，完善的制度设计才是确保政策长效、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。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，能够确保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；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，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；通过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，能够约束执政者的权力，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。只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完善的制度设计相结合，才能实现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此外，我们还应注重培育良好的文化氛围，让政策理念深入人心。当一项政策的理念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时，即使核心执政者更迭，政策也能因为群众的支持而持续推进。例如，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，经过多年的宣传与推进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即使地方领导班子变动，环境保护的核心政策也能得到持续执行，这就是文化认同对政策延续性的重要保障。
四、总结：从人存政举到制度赋能，迈向长效治理
“人存政举”的历史规律，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过程中“人”与“制度”的核心矛盾。从古代的“人治”到现代的“法治”，从政策依赖个人意志到政策依托制度保障，这一演变过程，是人类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。
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，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，鼓励领导者勇于担当、积极作为，推动政策创新与落地；也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，强化法治建设，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，避免因个人意志的变动导致政策摇摆。同时，我们还应注重培育文化认同，让政策理念深入人心，形成“人”“制度”“文化”三者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。
告别单纯的“人存政举”，迈向“制度赋能+人的担当”的长效治理模式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各项政策持续发力，推动社会稳定发展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幸福安康。